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样这句话，其实也适于评价他自己——这是读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感触。
不同于中国式的纪传体，700多页的皇皇巨著并未将邓小平的一生事无巨细、按部就班的记述下来，而是从更加宏观的视角，细致刻画了他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傅高义访谈了数以百计的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属、部下，与邓小平有过接触的外交官、政府官员、领导人，还有众多的专家、学者，阅览了数以千计的党史资料、回忆记录、报刊文章、研究论著，不可不谓尽心尽力。虽然内地版《邓小平时代》经多处删改，但是原貌犹在，从中可获知到邓小平鲜为人知的一面。
他的隐忍坚毅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是广为人知的「三起三落」。每一次被打倒，他从未表现出任何的灰心丧气，即便在工厂里接受再教育，或者幽禁在院墙内，他都坚定地表示：『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10年。』而他的老战友、老同事陈毅，被下放到河南之后就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
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被放逐到江西，这是他「三起三落」中最长的一段低谷期。在拖拉机修理厂，他参加体力劳动，读书、听广播，劈柴、种菜，和家人相濡以沫。他通过孩子们了解国情讯息，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一直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可以继续工作。也许邓小平并不曾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他对于复出工作抱有坚定的信念。
在他成为中国实质意义上的领导人后，面对「计划派」的种种制肘，依然坚定不移的推动改革开放；他领导着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定下了「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基本国策——正如他本人的性格，直到今天才慢慢的被打破。
他的固守原则
钱学森放过卫星，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争议。建国三十年间的大环境下，很少有人能够不违心的说一些不得不说的话，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邓小平也同样如此。他在江西写给毛泽东的信里，诚恳的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谦卑要求为党做点工作，「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他甚至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保证，「永不翻案」。但是，在他认为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柔中带刚，决不妥协。
1973年邓小平重回北京，开始全面整顿，社会环境趋于好转。但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日益不满，多次传话给他，又让政治局会议对他进行批评，要求邓小平肯定——至少也要七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但是，邓小平没有做出直接回答。尽管他的处境艰难，前途未卜，在这一点上毫不让步。他对所谓的成绩拒不承认，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拒不认错。1976年1月，在宣读了周恩来总理的悼词后，邓小平便再次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很难说，邓小平对「文革」的固执，是否长远划界的打算。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这也需要极大的勇气。考虑到后来邓小平复出后，在收回香港、回击越南等问题上的态度始终强硬，大约可知他对原则是真固执。
他的不争不论
在很多问题上，邓小平态度分明、敢作敢为，为了建设国家他不惜代价发展科学教育，全力支持广东率先「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是中国经过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从上至下的思想观念偏于保守、固化，邓小平不能不慎重行事。
广东试验特区发展迅速，也带来了腐败问题，这让一直就对特区不满的「正统派」抓住了权柄。邓小平对于这些纷争，超然物外，不言不语。
万里在安徽推进农村放权，受到主流势力的持续批评。邓小平对万里说，『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
社会主义反对剥削，因此改革初期个体户的雇工不能超过8人，不然就是资本家。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却是国家政策。私营业主究竟能雇佣多少人，在1982年这个争议逐渐扩大。邓小平说，难道让他们多雇佣一个人，就危害到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要变天了？所以按照一贯的原则，不争论，先尝试。
事实最后都证明了，广东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生产承包到户让农业产量大幅提升，私营企业撑起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半边天。
虽然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的执政根基并不牢靠，但他作为最高领导人，如果以他的权威强硬推行这些政策，也不是不可行。只是这样，缺少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自然动力。他用事实站台，用成绩说话，让百姓衷心拥护，让对手无话可说。而如果发现事情超出了他的预期，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扬弃」。
一个时代固然有一个时代的潮流和节奏，但一个坚毅果敢、开放自信的领导人则有推波助澜的大意义。不能否认，邓小平有邓小平的争议，可既然是成就，自然该摆出来亮出来，而不能言必称「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