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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老的老头

也许看过太多的苦难和不平之后,会变得豁达的无所谓尘世的悲欢离合,反正天在头上塌不下来,地在脚下陷不下去。你读着读着,会不经意的顺着黄老先生的嬉笑怒骂感慨一番,好像真真切切的你听过那时飞机轰隆隆的投弹的声音见过牛鬼蛇神般批林批孔批老师的场面。而所有的这些跌宕起伏、生死离别,都只轻轻的在字里行间描过,像秋风吹落叶似的洒然。身边那么多的师长和好友,在一个荒唐的时代,被折磨的死去活来,可他自己却只能在心里喊:“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相濡以沫,最是珍贵,可相忘于江湖亦非得已。转眼韶华老去,几十年的时光一拂手,留下的是一个一个糟老头。     

透过这样一群糟老头,你分明能触摸到那消逝半个世纪的气骨和风度,连巷子里卖酒的都隐隐有古意。再有,说的是那段抗战的一些日子,黄永玉和张乐平一块在江西,晚上他们会出去喝喝酒。黄永玉是不沾酒的,每次就陪着张乐平一口酒来一口肉。等张乐平的酒喝完,再去打的时候,这家伙两筷子就扫光小碟里的牛肚,若无其事的坐着等他的乐平兄回来。张乐平端着盛满的酒杯,待到坐下,发现碟如满月明光,怆然而曰:

“侬要慢慢嚼蛮,嗬!”
然后起身,走到炖锅旁再要了一碟牛肚。他边喝边谈,继之非常警惕“我”筷子的动向。     

就是这样不起眼的细节,许多年以后,却在黄老先生回忆里挥之不去。今天读来,也好似三月里的春阳,暖暖有温意。在写到老先生的表叔沈从文时,他不惜篇幅的留下不一样的沈从文。比如这一段:

从文表叔五六岁时在外婆、舅舅家玩夜了,就得由他表哥——我的父亲送他回家,一路上大着嗓子唱戏壮胆。到了道门口,表哥站定试试他的胆子,让他一个人走过道门口,一路呼应着:
“走到哪里了?”
“过闸子门了!”
“走到哪里了?”
“过土地堂了!”
“走到哪里了?”
远远的声音说:“过戴家了!”?
“到了吗?”没听见回声。过不一会远远的小手掌在拍门,门不久“咿呀”地开了。我的父亲一个人大着胆子回家。
还有五十年代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当日的报纸令大家都十分高兴,于是沈从文说:
“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这样天真率直的沈从文,后来认认真真做起了古代服饰和文化研究。二十年以后,黄永玉陪着沈从文回到了湘西的老家,两个人坐在清晨的院子里。黄老先生说:

“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 
“懂得的就值得!”他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 
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唱“高腔”和“傩堂”。 
头一句记得是“李三娘”,唢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静穆起来。 
“……不信……芳……春……厌、老、人……” 
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哭了。眼镜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经历那样一个时代,荒废了二十年的青春,当鬓发已苍苍,又怎么不会黯然泪下呢。     

比之沈从文,他的弟弟连落泪的机会都没有。那时,他刚从黄埔军校毕业,做了军官,经过抗战之后,在南京国防部工作。他说他不想打内战,于是解甲归田。听说一九五〇年以后,他被集中起来,和一些其他人“解”到辰溪受训,不久就在辰溪河滩上被枪毙了。 后来黄老先生打听到他的三表叔被枪毙时的情况——

在河滩上他自己铺上灰军毯,说了一句:“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指了指自己脑门,“打这里罢!……”     

有许许多多这样人,无缘无故的丢了他们的性命,莫说他们的青春了。比如张仃和陈布文夫妇的孩子郎郎。

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头,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尽的孤寂啊!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说也说不完,写也写不尽啊!  

一次除夕晚会,中央美院大礼堂有演出,李苦禅在京剧《黄鹤楼》中扮赵子龙。扎全套的靠,白盔白甲,神采飞扬。为白石老人安排了一张大软沙发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男女学生簇拥着他一起看这场由他弟子挑大梁的演出。近一千人的礼堂坐得满满的。
锣鼓响处,赵子龙出场,几圈场子过后亮相,高粉底靴加上全身扎的重靠,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七上八下,于是报名时的“啊!常山赵子龙”就累成:
“啊!啊!常,常,常,常……”
齐老头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教职员工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跟着大笑起来。

他(绀弩)说他要回北京了,朋友们轮流请他吃饭,一个月过去,毫无动静,于是他说这下真的要走了,几月几日,朋友们于是轮流又请吃饭。总共是两轮,到第三次说到要 回北京时,朋友们唱骊歌的劲已经泄的差不多了,他却悄悄地真的走了。大家原来还一致通过,再不走,就两次追赔。真走了,倒后悔说了这些过份的话。
“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也不自在。每天从火车站边罐儿胡同步行到学校大约三里地。我贪婪地享受大清早这一段自由的散步。已经是秋天了,天这么蓝,长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杨树下满是落叶,金黄、焦脆,一步步发着寥落的响声。经过“二流堂”旧址时总要放慢脚步,轻轻地打心里问一声:
“季子平安否?”比起他们,我可是平安多了。
来到学院门口,从提包里取出马粪纸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挂在脖子上,低着头,走进“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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